南明离火

   2011年的平安夜，在东北五环草场地艺术区，为了见校内上认识的某妹纸，顺便认识她混迹在其中的圈子，于是参加了圈子举行的论坛活动。

   论坛从中午12点开始，组织了三批，每批4个人的演讲；晚6点开始自助晚餐；晚宴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有圈子内吉他好手伴奏，可唱歌，可和人瞎侃，可以玩桌游、打牌等等。

论坛的主题是　草根论坛2011——“普文二”与2012。这个标题有概括性，但不够准确。一句话来说明，一群理想主义者的PARTY。

再深入地说一点，广义的理想主义，指由梦想推动人生前行。其实每个人都是广义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未来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可能是一份更轻松更高薪水的工作，可能是一个漂亮的或爱自己的恋人。

那为什么要提出理想主义？

举例说明，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毕业于二逼大学，却想找一份文艺工作。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是，你傻逼了吧，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浑身上下有哪一个地方跟文艺扯上了半点关系。还是踏实点，现实点，找个二逼工作过日子，不也挺好的么。

理想主义者的态度是，靠，我就不信了。我出身普通，毕业于二逼大学，但我就喜欢搞文艺工作，咋了？然后，理想主义者出没于各个文青的论坛，参加各种艺术聚会，联系老幼中青艺术家们，逮着个机会就推销自己。最后TMD居然成了。

缘起于内心的萌动，经思虑的困惑与煎熬，锤炼而成一种叫做热爱的态度，指向于某个未来。谓之，理想。

以此理想为目标，跨越冰冷而残酷的现实，历经荆棘与坎坷，痛并快乐着顽强前行。谓之，理想主义。

狭义的理想主义，在广义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指向的未来不仅包括了个人的未来，也包括了他人的未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举杯问青天，高处不胜寒，长恨明月圆，此事古难全之际，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思恋自己异地的恋人，推而广之，祝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苏轼也是狭义上的理想主义者。

那么，我下面要讲述的就是，一群理想主义的PARTY，他们会做什么呢？

其实，他们也没做啥。（我深知，这一句话是对上文的解构。但，其实，理想主义者真的也没啥不一样的。就是TMD喜欢一个姑娘，喜欢得不得了，非要娶她进门，姑娘却嫌弃你不帅、或者没钱，于是丫挺的，想法设法追她。手段上和其他人无二。送送花、吃吃饭、看看电影、献献殷勤、多关心关系，不过是一直坚持着，直到实现。理想主义者，就是把追姑娘这事，换成了其他的追求，仅此而已。）

咳咳~  言归正题，回到论坛上。

组织者刘爽，先出场，致谢，介绍论坛流程、从哪儿可以得到服务、论坛辩论规范等等。

论坛主持人，王箐丰，介绍嘉宾前，简单说了下自己一年来的经历，及在各个公共事件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中心思想是，坚持以真实的态度面对人生。（后续我会着重说明这句话的来源、真实含义。）

第一批4个嘉宾。

刘枭，人大经济学大四的，在国家某研究眼做宏观经济研究。谈理想。讲理想在彼岸，永不过时、永不褪色；现实很残酷，社会现状、周围人压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理想与现实间如何抉择，向上追求理想，向下专业化实现个人生活目标。一个理性的小伙子，知道在个人与理想间如何平衡。

仇程，17岁的高中生，谈成长。讲人这一词语的本来意义，成功与失败的个人认同，知识的获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标扩展开来讲了很多事例，阐述在摆脱了潜规则、挣脱外界带来的桎梏下，人的潜力能有多大。年龄虽小，读了很多。涉及的例子，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很多是新闻报道等。

杜慧颖，圈子人叫她杜阿姨。（忍不住自我吐槽一句，圈子人叫她杜阿姨，我只能叫杜小妹了。27岁，在这圈子里，可谓高龄！圈子主要是大学生，有些个工作两三年的，工作五年的我，凤毛麟角啊。）杜慧颖，之前在德国学习过几年，讲德国的教育体制，讲德国的教育体制根据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好几个学习成长的通道，小学、中学、大学，读书好、一般、不好，根据个人不同进展，有不一样的上升空间。

郭政，圈内的红人，主要讲帮忙SLE患者黄妮超，不小心上了央视的事情。很活跃的一个家伙。他的PPT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吐槽的段子。无论哪个圈子，总有个胖子可让人可劲儿吐槽却一点不恼，而且胖子一般都很善于自嘲，或反吐槽，这一来一回的，现场就欢乐不断。

第二批4个嘉宾。

金怀鱼，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啥典故啊~ 恕我学浅不知，如有知者，请告知。

他讲石门坎的故事。石门坎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不想多说，我希望你移步这里，石门坎的图集，以后后半部分的文字讲了石门坎的历史。

当我们认真地了解了那个遥远乡村的故事，目睹了她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破败，感受于一直质朴的人们 生活得何以天壤之别时，我们会这个多了份更深刻地理解，多了更厚重的感情。

人所以成为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爱得太深沉。深沉到即使刀剑加身，也无法放下那份爱意。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石门坎的事情。请移步这里。

谢谢金怀鱼带来的实地考察报告。

大猫，刘宇翔，讲社会心理学在公共危机处理上的使用。我欣赏这家伙。因为他和我一样，喜欢社会心理学。大猫，讲解了社会心理学上两个概念，从众心理、认知失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个公共危机案例，最后分析了艾*大叔在坐*牢关押后，向社会公众借*钱这个公共事件。

最后这个案例，艾大叔处理得相当漂亮。把政-*-府对个人的行政处罚转化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让普通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那些人就越发支持艾大叔。

嗯嗯，这真是个推进民*-*主参与的好方法。

覃仙球，gay，说话轻柔，语调细长，化了淡妆，头发也从左边一直梳到右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哦，不是直男。

他演讲的主题是社会如何看待无聊的人，是社会是否进步的方式。方式是讲个人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从毕业后无所事事，到泰国教中文，以及回国后两个地方的感受。他没有准备PPT，就这么凭着凭着记忆讲述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不慌不忙，谦卑有礼。

   慕容嗷嗷，漫画小纯洁的创作者。一东北银，体型也硕大，脸型就跟他画得小纯洁一般。

讲他创作漫画小纯洁的过程。期间也经历许多坎坷。从大连到北京，从工业设计、到剧本创作、到自己创作，到最近的试图发行单行本，政*-*府的审查制度让出版难产了近一年。

   每一批嘉宾结束演讲的时候，会有观众提问。第二批观众提问时，有观众问慕容嗷嗷，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能否给在校大学生一些职业上的指点。慕容嗷嗷直白地说，自己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走到现在有很多机遇、和碰巧等等因素。但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潜力。

   第三批4个嘉宾。

   这4个嘉宾都是比较资深的NGO，或民*-*主活动从业者。

  张铁嵘，一个比较彻底的民*-*主人士。讲当民*-*众已经开始抗*—*争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谢梦遥，之前在香港的一个NGO组织工作。做了很多维*—*权方面的工作。介绍了做得几个关于尘*-*肺的案例。

魏欢欢，公*-*盟的工作人员。PPT做的很用心，字很多，图很多，很长。演讲时也挺激动。主讲的最近的选*举的事情。有很多选举方面的一手资料，以及对其的分析。她本人也经历过几次很危险的时候。个子小小却挺勇敢。

杜冠宇，老罗英语的教师。罗永浩是什么人，所以他招的老师也是一个类型的。胖子、且话多。分享了很多经验与故事，也吐槽无数。罗永浩以前做过一个牛*-*博网，对公*-*共利*-*益事情也关注很多。现在谋生的活儿大了，责任重了，民啥主啥的事儿就让手下人去弄了。

这四个嘉宾放到最后。是组织人特意的安排。他们是广义的理想主义者，是资深的践行者。他们的演讲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现状，明白并不需要畏惧，统*-*治者比我们更畏惧。

   演讲结束后，就是晚宴的时间。

        11月27日参加了一个讲座，讲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主讲人是一个印度人，叫Binod Singh，中文名 高兴，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外教。

   整个讲座以PPT形式展开，主讲人高兴的中文还不错，用中文沟通没有问题。当然，遣词用句和发音上有点别扭，听多了也就习惯了。讲座内容很翔实，经济发展的各个角度都涉及到了；ppt也很有很多图片和数字，很具体，很有可信度。讲座从下午2点一直讲到了4点半多，后来半小时留给听众们提问。

   整个ppt有100多页，我也没做笔记。而且讲座的主题虽然是经济，但其实讲到了印度的方方面面，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都有。因而，接下来，我只讲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部分。

   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于1979邓小平南巡，印度经济改革开始于1992年，晚了中国10多年。现在，从各个整体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都比印度要好。但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差别太大。

   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国主要靠投资与出口，现在快变成独轮车了。印度却是国内消费大于出口，印度常年保持财政赤字情况，约占GDP 5%左右。高兴说，印度的消费模式和欧洲的不同，不用担心由此引发经济风险。

   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约各40%以上，比较平均；印度第三产业一枝独，GDP占比60%以上。高兴由此也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也听到过，印度能否迈过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类似欧美的主要以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我关注印度的原因是，印度是民主国家。和中国截然不同。很想知道，位于两个极端的国家的竞争，哪个会给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

   讲到印度为什么选择工业化的时候，高兴讲了一个例子。说印度全国有500多个经济特区，但这500多个经济特区加起来，还没有一个深圳特区面积大，分散在全国各地，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征地征不到啊。底下观众哄堂大笑。高兴补充说到，现在，印度新总理也在推行征地。

   在交流过程中，还提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高兴处于种姓制度中第二个等级，刹帝利，算是武士阶层吧。（从上到下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最底层。）

高兴说，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你问官员们印度是否还有种姓制度，他们一定回答说，印度宪法已经规定了，不允许有种姓制度，所有印度人都是平等的。

但高兴又说，这个私人的聚会，我坦诚地讲，种姓制度作为一个存在很久的社会体系，仍然存在。

他相信一个人的外貌一定程度上就能看出来。他特别说道，他没见过一个贱民的皮肤是白的。他年轻的时候，也问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可以很贱民交往。他母亲说，因为贱民晚上会把你埋葬了的死了的牛的皮都剥走，拿去买。

   他也说，他觉得婆罗门的，确实脑筋比较好使，成绩一定好，更擅长管理人。刹帝利的，一站出来，就会让人得这家伙能打。他特别说，北大孔庆东教授，如果他真是孔子的多少代孙子，那他一定学识、能力非常了不得。

    主持人这时候也补充说，这就像北京人看全国各地都觉得是乡下人，上海人觉得全国人都土，东北人觉得自己豪爽，南方人被贴上精明、会算计的标签一样。

种姓制度本身并没有带来管理上的桎梏。更多是一种身边环境的、无形的、社会的压力。不是说，政府规定了，贱民只能从事某某职业。更多的是，处于你身边的人，都在做这个，都相信应该奉行某种习俗，你也习惯性的遵从一样。

这和中国明显不同。虽然我们没有种姓制度，但是，我们有暂住证，有高考分数线明显的不公，有种种本地人才有的优惠政策。

     最后，主讲人与观众交流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印度人认为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中国古人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是成为一个圣人，具体说，比如修身、治国、平天下；比如止于至善。印度人一般认为的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高兴说，印度教是相信轮回的。人的这辈子的所作所为会决定他的下辈子是什么。

     他说，“他得父亲临终时对它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成什么高官，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但这辈子，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东西。印度因为天气潮热，所以家里经常很多蛇，但蛇在印度也是很神圣的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仍然不会去选择把蛇杀了。”

为此，我特别去wiki了下印度教。Wiki上说，印度教认为，人类灵魂永存和万物有灵，并宣扬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注：与佛教的轮回不同。）在该教看来，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告终，而是无穷无尽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的所为而限制和决定。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为婆罗门，邪恶行为则能令他堕为首陀罗、贱民甚至畜类。因此，个人必须通过修行和积累功德才能认知梵，与梵合一。“梵我合一”是印度教哲学理论的核心，更是印度教徒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注：本来只想了解经济方面的，没想到，却带出来哲学方面的内容。

PS2：梵，宇宙精神，是无限、无所不在、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没有差别，没有形态和属性，不能以概念来理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它是超越人类感官经验的永不磨灭者，是世界各种现象产生、维持和毁灭的终极原因。

PS3：佛教轮回与印度教轮回的区别。

印度教以为，生死轮回的根源，来自于业。业，是行为善恶的造作，产生于人们无限的“爱欲”与无始以来的“无明”。于是“以无明为始，依欲而成意志，由意志而有业，由业而受果”的轮回圈子于焉形成。此外，印度教以为，“我”是生命轮回中的主角，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恒常存在的，现世人生的苦，由前世行为招感而来，今生行为的善恶，同样也会连带前世的业缘，影响到下一世的人生。由此可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和业力说是恒贯三世，建立在“实有”我思想上，与真我论相结合。

佛教否认“恒常有我”的理论，认为业力并非依附在固定的“我”上，而是一种生命继起的动力。也就是说，轮回中的“我”，是众缘和合而生，外具形体，内识精神组合而成，而且每一因缘又是其他众缘的和合所得，所以在缘起性空中不断地刹那转变、聚灭，无法令人随心所欲，故无永恒不变的“实我”存在。如同燃烧中的薪火，尽管一个个的火焰刹那窜起，又刹那熄灭，火的本身仍以一种焚烧的状态继续蔓延。而这个由众缘和合，假名为我的生命，也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承受自己过去的业报，流转于六道之中。所以佛教的轮回观，是在无限时空循环中的三世因果里，建立“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   

如前面所说，因为被拔了4颗有咀嚼力的磨牙，又戴上了牙套，又只能小心翼翼不能用很大的力咬东西，所以现在吃饭的速度是非常之慢。我记了下时间，中午吃饭用了近半小时。一般人在15分钟左右，快的可以到10分钟内。所以等我吃完饭，食堂基本上没几个人了，只有那些非常晚的下来吃饭的。

虽然自己很慢，但是，不要和别人比，不要赶时间。吃快了饭，万一又把托槽给蹦了，那可就是大问题了。

最近这些天，感觉自己好像是又瘦了，饮食方面吃得更少了，又被这个牙套折腾得费时费力费精神，自己该调整调整状态呢。多睡觉是好方法。11点半之前，一定睡觉。11点洗澡。不要玩很久的三国杀，最多一个小时。

    现在是8点半，到11点还有2个半小时。自己控制住吧。

   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感觉，痛苦。

   用一个词来形容戴牙套以来的感受，后悔。

   前些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戴牙套的朋友说，戴牙套戴得口腔溃疡，非常痛苦。当时还没多大感受，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感触非常深刻。牙套的托槽大部分都只是一个黏在牙齿的小铁片，上面再箍上铁丝。但有几个托槽的小铁片片上还有个多余的钢丝，好像是用来调整牙套的用力方向的。就这几个都出来的小铜丝，像根牙签似地一直在磨着嘴唇。吃饭时、说话时、嘴唇稍微动作大点时，都会磨着嘴唇，已经磨出了小小的溃疡。然后，任何触碰到它的动作都会带来小小的疼痛，真是太令人崩溃~~~

   昨天说了，因为吃面条稍微吃快了点 结果把一个托槽搞掉了。今天请了一上午的假去重新粘了托槽。这个过程也没啥好说的，都粘了二十几个托槽了，也不惧再粘一个。只是，这个事，害得我吃饭还得注意点，不能太用力，用力也要用对方向，不然又让牙套受力的话，又得崩了。 医生说，掉一两次还能再粘回去，掉多了的话，方向就不对了，就得全部重新整过。又费时间、又要加钱。所以你得自己注意了~   欲哭无泪啊~

   如果早知道戴牙套这么痛苦的话，我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会更加慎重。应该是，做决定时没想到戴牙套的过程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战略上虽然选对了方向，战术上没有重视，没有充分考虑到困难，没考虑到过程的痛苦，所以，碰到了很难忍受的痛苦都要崩溃了。但既然都开始做了，华山一条路，只能走到底了~~~ 

只希望，不要再折腾了啊··········

   PS：写这篇blog时，已吃完了晚饭，正襟危坐着写blog，嘴巴也不用动，也刷完了牙，吹着电风扇，状态还好。痛苦已经不厉害了。

  痛苦终究是短暂的，虽然它有时一直来拜访你。忍忍就过去了。

按80岁寿命算，为了未来50多年的吃好喝好，未来2年的痛苦，我忍了~！！！

    昨天踢足球去了，回来时已近10点，随便翻了翻小说，洗个澡就11点多了，因而没空写blog。

今天，感觉牙套变小似的，没有刚戴上去的时候那么扎眼，难道是我开始慢慢适应了？不过，嘴唇里的异物感还是很明显。想象牙齿外，嘴唇内始终粘着一根硬硬的菜，你就知道有多别扭了。也许再等段日子，我就可以麻木它的存在吧~

今天还注意到自己嘴唇内被勒出来了几个牙套印，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踢球的时候，为了防一个高空球，直接用脸去当了，当时就把眼镜给打飞了，然后我摸了摸牙套，还在，就没留意，可能那时嘴唇碰到牙套上了，被勒了几个印。

吃饭还在慢慢适应中。别人戴个牙套可能对吃饭没啥大碍。而我，主要的4个有咀嚼能力的磨牙都被拔了，能咬东西的门牙又不能太用力，现在越发只能吃软东西。还能吃的，只剩面条、泡软的面包、水饺啥的，稍微硬一点点的，哪怕是根青菜、或是馒头皮，都没办法顺利嚼烂。哎~ 别人吃东西是享受，我是一场艰难的摄入营养的过程。

而且，吃完饭了，必定要刷牙。否则绝对是难以见人。我是 吃完饭，含几口水，用力咕清口腔，然后抿着嘴，和谁也不说话，去洗手间刷牙。现在已经是每天起码刷四次牙。3餐后必刷，早晚选择性刷。一般不吃零食，吃了任何零食，都必定要去刷牙。

有些爱美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戴牙套很影响形象，我个人觉得是没必要担心这个。不知是我太过乐观，还是同事们给我这个感觉的。和大家说话的时候，必定会看到你戴着牙套，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问到牙套的事情。也许是出于礼貌~ 当然，礼貌了，就让我们无法判定人的真实情感。也许不以为然，也许心里嘀咕，谁知道呢。就像爱情，你不说，就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徐昌生是职业经理人，是高级经济师，是现任的江西博能实业集团副总裁。大概是领导当惯了，总认为自己站在理性与经济学的高度说话，两年前一个官商勾结能平抑房价谬论惹得网络上风生水起，网友们慷慨激昂。2009年3月3日，徐先生续承以往风格，发表了<薛涌算不算背叛了中国经济>一文，驳斥的 薛涌的站在公众利益角度，认为中国富人们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刻，却到国外去消费奢侈品，是对中国经济的背叛的观点。

这篇文章和徐先生其他文章一样，从头到尾显示他的自以为站立在理性与客观的角度，出于对自由经济的维护，嘲讽薛涌先生“对经济学知识的一窍不通”。这即显示了他一脉相承的自以为是，也暴露他的做人水准。

    徐先生，和薛涌先生的原文我就不照抄了，大家可以从附录中看到。

简单来说，就是薛先生认为富人们的财富更应该在国内消费，通过’垂滴’效应，把扩展消费的好处更多地留给中国百姓。

而徐先生却认为，富人们如果不拿大笔大笔的美元去国外卖奢侈品，后果不堪设想啊。“一是通货膨胀···二是国内相关产业得不到发展。”徐先生还给我们普及了一下经济学启蒙知识，就是那个 蒙昧时代 多余的斧头换多余的羊的故事。

如果徐先生仅仅只是 告诉薛先生，钱是自己赚的，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也就得了呗，我也懒得搭理这种没社会责任感的人。偏偏徐先生喜欢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表面上客观地教导薛先生要尊重他人自主消费的权利，事实上却诡异地站在富人的角度，灌输富人们不消费中国更麻烦的观点。哦，我怎么就忘了呢，徐先生再怎么说也是集团副总裁啊，搞不好外汇储备中就有他的钱，而海外的奢侈品抢购风潮中大概也有他们的一份子。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经济师不可怕，就怕经济师没道德。

外汇储备这万亿美元，是转换成万亿等值的什么LV的包啊，私人飞机啊，私人游艇啊，高级葡萄酒啊等等对中国百姓来讲更有利呢，还是转换成一流的人才，高精尖设备，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等对中国更有利？如果这些转换的东西不限于国外东西的话，全部用来购买国内产品的话，转换成更好的教育水准，更广泛的受教育人群，更好的医疗服务，更美丽和谐的环境是不是对中国百姓更有利？

一个正品LV的包按4000算，一个仿冒LV的包按400算，是买一个正品LV的包更能扩大内需，还是买10个仿冒包更能扩大内需？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所谓的经济学来告诉我们答案么？用用你的道德 与常识来回答吧~

更可笑与可鄙的是，徐先生居然简简单单地就把富人不花费美元与通货膨胀划上因果。我只想问一个问题，难道富人不消费美元，央行的外汇储备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减少了么？

至于第二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我都懒得驳斥。富人们消费就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别的内需行为就不能扩大相关产业发展了？

2万亿的外汇储备的确要花掉，我们全体国民不吃不吃不花一分钱工作的全年所得，也的却应该转换成相关产品，但这产品绝对不应该是 只供个人享乐的奢侈品。

科学研究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实然”是说客观世界的运行到底符合怎样的规律，即实际上是怎样的；“应然”是说 从研究者的角度，根据实然，认为应该怎样能世界更好。

徐先生是高级经济师，对经济学的“实然”规律远比 我这个普通的网友了解得深，但为了一个“应然”的目标，徐先生居然背弃了“实然”规律，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这是为什么中国的网友对那些经济学家嗤之以鼻的原因，也是我为什么写就这篇文章的原因。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 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 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1999年，一名淫魔David　Parker　Ray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落网。这名拜魔鬼教的教主曾绑架多名妇女，带回他的“玩具箱”———一辆停泊在湖滨的住屋车里施行性刑罚。他被捕后的一周，一群联邦调查局人员聚集在魔窟里观看Ray自制的录像带，只见一名全裸的女子被捆绑在刑床上，Ray则用一根赶牛用的电棒捅入她的阴户，那个全身最细嫩敏感处居然有烟冒出来，受害者到后来七孔流血昏死过去。当联邦调查员鱼贯走出魔窟，就有数人开始呕吐。但他们却留下了Patty　Rust女士一人在里面工作下去。

　　Rust女士的职责是把犯案现场的证据制图。在这间投资了十万美元营建的“玩具箱”里，放置着一张由妇科诊视专用床改装的刑床、一架昂贵的三足架录像机。从天花板上吊下一台闭路电视，让受害者观看她自身受刑的部位。刑床下有滑轨，刑床则由电钮调整高低和伸缩。还有用来电击和私处的电索。地上有一台手提发电机，用来推动一根15英寸长粗大的塑料阳具。右墙上挂满刑具：锁链、鞭子、皮带、手铐脚镣、钢针、夹钳、鱼钩、乳尖夹子、金属奶罩、打烙印的铁条、用各种材料做的假阳具。左边衣架上挂着一块书写板，是Ray的作业表，上列多年来受害者名单、被绑架日期与受刑次数，最高有达53次者。左墙上一块布告板上钉满了女人各种被绑姿势的照片，有的分明在惨叫，此外就是Ray构想各种用刑花样的绘图。

　  Rust女士很称职，她单独在魔窟里工作了4天，把各种刑具都用炭笔制成详图。她把成绩交给了上司，就驾车回远在得州的家。当天晚上，Rust夜不能寐，跑到楼下去吞枪自尽，才36岁。

     2004年，一位36岁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和这位Rust女士一样，吞枪自尽。她的忽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无数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

     她就是 张纯如。

     我们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知道犹太人所经受的苦难；我们也看过很多大片，《诺曼底登陆》、《偷袭珍珠港》《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我们也深知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分子是怎样被绑在了耻辱柱上，承受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唾弃与嘲笑；还有犹太人对纳粹分子 永无休止的追讨罪责。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人知道南京那30万冤魂的呐喊。是张纯如 第一个将南京大屠杀史实介绍给英文世界的人，用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告诉这个世界：一个民族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浩劫，有着如何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痛。

     在她之前，没有一本西方著作写南京大屠杀的；连我们自己又有多少人记得这场大屠杀，有为那30万的冤魂做过实质性的告慰。

     张纯如做到了。她的执着与坚定，让《拉贝日记》重现天日，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的辛德勒；她的书籍也重新西方世界认识了 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的罪孽。纽约时报如是说，“历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们这样评价：如果说这本书有助于填补战争暴行空白的话，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罪责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觉醒。”

      你终于让30万冤魂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自己却为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纯如，意为和谐美好，出自论语“从之，纯如也”。英文名“IRIS”，鸢尾花，象征着希望、自由与和平。

      一个纯洁美好的灵魂却 选择了如此的不归路，是有着怎样的悲痛、迷惑与绝望才能让你放弃生命?

     当我看了电影《南京梦魇》，我已经泣不成声；而《南京大屠杀》这本书，随便翻开几页，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我才明白了你为什么选择不归。

     砍头、活埋、活焚、在粪池中溺毙、挖心、分尸、在肉体上泼硫酸、用军犬咬死、先奸后杀、剖腹取胎、割、割生殖器、用刺刀插阴户、强迫乱伦、奸淫妻子逼迫丈夫观看···词语是冰冷的，而这一个个词语后面所历经的苦难。不敢想象。

     一个纯洁美好的灵魂，历练了30万人所经受的苦难，怎么能不崩溃？我的文字，怎么能形容你所遭受的苦难的万分之一。世间每一种酷刑，你都要一次次面对，要冷静地描述他们的苦难，要直面他们的悲痛、迷惑与绝望，还要一次次重现。

     那些日本人，他们不是人，更不是禽兽。他们是从十八层地狱释放出来的恶魔。他们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生命，更是要把属于地狱的酷刑暴虐在世间。他们已经没有人性中任何光明，他们本身就是黑暗。是“百人斩”后还敢拍照留念的嬉笑；是看到悲痛绝望仍然麻木不仁的表情；是一边笑着一边用机枪扫射毫无抵抗的平民的动作；是罩上文明的表皮然后否认犯下的罪孽的荒诞···

    纯如，你说在写作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你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你立志“为事业、写作和家人献身”。终于在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60多年未完成的责任，在承受了所有人内心的折磨和痛苦后，你选择了离开。

     我不信神，但我相信，如果有天堂的话，你一定是其中的天使，最爱人间的那个。

     我不是天使，我想忘却。让我忘却，好不好？恶魔的子孙们。浩劫过了已经过去71周年，如果你们还认为自己传承了人性的光辉，认为自己受过文明的熏陶，请做出配得上这两个词的行为，行不行？

    请不要在让张纯如这样的女子 自尽于人间；

    不要让每个善良敏感的灵魂 不得安宁；

    不要让这个世界所有热爱光明 再见黑暗。

    所有相信人性的人们在等待，等待日本人的表现。

                                                                            记于南京大屠杀71周年

   张纯如人生经历

   三位女作家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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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拉美的政治民主化是在各国经济最阴暗的80—90年代获得长足进展的，拉美的经验证明，政治民主化并非一定要以经济繁荣为前提，而民主化也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不稳。智利民主回归后建立的宪政制度推动着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令世界为之侧目。比如，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60—70年代，在拉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收入分配调控措施导致财富大量集中于富人，而到80—90年代，拉美经济一度下滑，政府因为财政压力而被迫削减社会开支，导致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尖锐化。而智利作为拉美之“例外”，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如说是因智利政治制度的健全，政党的清廉化，法制的透明化、民主化带来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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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

尽管现在关于衡庭汉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32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对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砖窑的一部分。窑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说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汉的骗。人们不可能天真地相信这句话，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汉与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直接关系。

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起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最后只是由于他们在杀人上的分歧，使得他们自己也命丧煤窑，完成了文学故事中的因果报应。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律师周立太曾因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而闻名全国，他不仅为此受到威胁和不公正对待，自己有时还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食宿。据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共接办各类劳工纠纷案4000余件，其中工伤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161个当事人案结后拒绝支付代理费，集体诉讼案中有238人赢了官司不付代理费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师费已累计达500多万元。当周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 “生死搏斗”的时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 “对手”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太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了。

去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落叶归根》。影片演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将客死外地的同乡兼表亲左家兵尸体背往家乡。李绍为说，他只所以背尸回来就是因为家乡的风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而且当初是他把老左领出来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为这个他便开始了这类似传奇的扛尸之旅。可回来后，他却遭受到大家的不满，不解，猜疑。死者的儿子认为将尸体背离了事发地，令其无法追查其父死因，无法追究责任。甚至有人怀疑，李绍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钱，才把左家兵的尸体带走的。两家因此不再来往。对此，李自称“做了一辈子都没做过的傻事”，一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终将伤害自己》。这种互不信任其实就是底层沦陷的表现之一。

类似的现象远不是个别的，更不是极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诬为肇事者。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容易的。但现实中的逻辑比谴责要复杂的多。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很难让人接受，但只要正视现实，又不能不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生存的处境令人可怜，这已经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处境可怜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恨，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他们面对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他承认救人者是无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那么他将自己承担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或承担起来很艰难的医疗费用；如果他恩将仇报，便意味着可以将这笔他承担不起的医疗费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但在经济上可能比他强很多的人身上。这时，他的选择，也许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样泾渭分明。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实出现之后，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教训：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底层的沦陷也表现在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或倾轧上。有人目睹了这样一幕：两个捡破烂的人在抢夺从一个小饭馆里面扔出来的一些一次性纸碗。这两个人，一个是年纪约有60多或70岁胡子已花白的老人；另一个也有50多岁，明显瘦弱一些。那个年长的用脚踩住了瘦弱者去抢纸碗的手，而瘦弱者挣脱后将纸碗扔到了年长者的头上。那碗里还有剩下的酸辣汤，顺着年长者的头流了下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劝解道：“大家都是穷苦人，都不容易，有话好好说，不要打架！”瘦弱者说：“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口饭呢，那些纸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却要占了去，不讲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被废弃的纸碗就可以导致一场恶斗，而在资源比较丰富的群体那里，这样的行为简直可以让人不屑。但对于这两个捡破烂的人而言，几个废弃的纸碗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几百万利润对于商人的意义。

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兰州市限量发售公交IC卡，结果出现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的局面。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小孩被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为了一点点便宜，这个城市的居民尊严尽失。我们知道，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