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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沿海迁界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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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那满清的沿海迁界应该榜上有名。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立界,守界。“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满清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看看当时的记载,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南明史》上特地举了一个莆田县黄石千总张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同书上引用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清廷的淫虐确实到了极致程度,只不解为什么为祸惨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却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盖不提,是什么缘故?
 
 
 
 
 

      沿海迁界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开头几年,还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面冠冕堂皇的大谈“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另一面却恰恰在他统治下开始修建所谓界墙。原先沿海迁界不过是木栅、篱笆为界,土墙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统治下,开始正规的大兴土木修筑界墙,真是打算把中国包在里面,彻底和海洋隔离。下面是《南明史》的记载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沿海迁界牵连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顾诚摘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沿海迁界的范围内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亿万计”,也就是上亿了。这个数字是否夸张呢?我觉得是不夸张,按照现在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从各方面的统计估算,明末中国的人口在二亿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明朝自己的统计数字是五千多万)。而到了清初,中国还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满清统治者自己的统计是一千多万,就算也乘以四,也只有八千万不到,而实际上,满清不象明朝政府那么散漫,在他们极端严密苛酷的统治下,他们的人口统计应该只会为了粉饰而往高处虚报,而不会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拼命高里估算也就是四千万左右。和明末相比绝对减少就在一亿六千万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杀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也远比其他地区大的多,满清的沿海迁界把这个地区扫荡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亿应该不是夸张的估计。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满清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如何估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破坏,如何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这恐怕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上面的财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劳动开发而积累起来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个地区受到破坏再厉害,也毕竟还有人在上面生活劳动,还有房屋,树木,保留一部分下来,而沿海迁界却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一个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虽然也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有过禁海令,但其性质主要是针对倭寇,和东南亚的往来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短时间的禁令也不过是空文,民间海外的贸易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朝结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综观明朝,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不断增强的局面,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加强。到了郑成功父亲的时代,更有完全压倒西方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的趋势。而满清的二十年沿海迁界等于把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这一手确实是做的辣且绝,这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至于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两三百年之后。试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孕育培养出来的海上力量,被连根拔除扫荡之后,还怎么可能恢复过来呢?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还有些所谓的聪明人发话了:历史不能假设!好一个愚民的主张!错!历史不但应该假设,而且必须假设!对历史做假设,正是能让人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隐藏在迷雾后面的真相。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能够假设!这是人所独有的思维能力,人区别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人不但能够看见表面现象,还能看见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不仅能够看到既成事实,更能够看见所谓的既成事实从来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路径。把既成事实当成必然事实只能是只会低级条件反射的动物逻辑,而并非人的逻辑。
      
  自然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假设。没有假设就不可能有牛顿力学,难道世界上真有绝对光滑的平面,让物体永远因为惯性而滑动下去吗?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么?没有假设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道真的能够设想人追上光之后会发生什么吗?真的能在时空的每个角落都放上一个钟么?当然也不会有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等理论不都是先从假设开始的吗?
  自然科学不能离开假设,难道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能离开假设吗?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根本就是骗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阉割的谬论。现在就让我们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西欧和中国一样遭受到类似于满清的统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只有一个:和处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一样落后,甚至更落后!更进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这样的摧残统治,又会怎么样?到那时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绞尽脑汁的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么落后于中国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统治,还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这样的研究,美其名为学术,其实是连基本逻辑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和闹剧而已。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是这样概括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

 

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明在存在的几百年里,只在灭亡前,因由对对倭寇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疫病,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也因此产生大规模流民起义。最终导致文明国家的沦陷。但中国北方在五代的破坏后,其实就已经养不活那么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运和灾年的中央财政拯济。而中国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区都始终支持这文明国家。 

而满清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全部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部屠净。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改革。 

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在窃据中华后,为防郑成功抗清武装,清廷颁布残暴的“禁海令”、“迁界令”,广东沿海港口尽遭封港毁船厄运,城乡民房铲平,良田抛荒,盐场废弃,数百万士民流离 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残暴的“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那么“迁界令”则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又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 这24州县是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海丰、归善、新安、东莞、香山、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阳江、电白、茂名、吴川、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合浦、钦州。清廷还下令在“东起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 

当时,迁界时限只有3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 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清王朝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这一下,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 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因此很多居民的房子,划界从中通过,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进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多亩。 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还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 

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 

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 

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 

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 

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 

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 

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 

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 

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 

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 

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琼州府下属州县其时虽未令迁界,但也奉朝廷之命在沿海周环立界2700里,严禁士民外出,“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于是各州县“商贾绝迹”。 

广东辖境最南端是南海诸岛的曾母暗沙。南海诸岛由珊瑚礁形成的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组成,大小岛屿和礁滩有200多个,其中西沙、东沙属于琼州府管辖。自唐宋以来,南海诸岛上凡有淡水的,就有广东渔民在上面生活。这里海洋资源丰富,有海龟、海参、牡蛎、玳瑁、大龙虾、海螺和众多鱼类,渔民们一方面从事捕捞,一方面种植椰子树、香蕉、木瓜等农作物以维持生计。“禁海令”下达后,他们虽然未被强迁,但是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不通了,这些世居南海诸岛的渔民们,再也无法以海产品和农产品来交换粮食、布匹、针线和铁钉、农具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只得被迫放弃家园内迁。至今,东沙、南沙群岛还保存着他们留下的珊瑚庙宇、房屋、水井、坟茔等。当时,南海诸岛成了渺无人烟之地,满目荒凉。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一些人更逃奔国外。康熙十八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野蛮的大规模迁界,使广东社会经济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大劫难,所有的贸易口岸都化为废墟,满目零落萧条。 

清人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控诉:“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 

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圈地牧羊,历史大书“羊吃人”,连万里之外的现代中国学子都知道。那么当初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以绳圈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还能少了?中国的新旧历史书上,对与英国同一时期发生的中国满洲贵族三次大的圈地运动,不是毫不提及,就是提到,也是语焉不详,一句带过。既没有控诉,也没有留下“马吃人”、“绳吃人”的说法。不是中国的“跑马圈地”没有英国的惨,而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人愿意为苦难中的农民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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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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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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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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