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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

尽管现在关于衡庭汉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32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对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砖窑的一部分。窑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说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汉的骗。人们不可能天真地相信这句话,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汉与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直接关系。

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起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最后只是由于他们在杀人上的分歧,使得他们自己也命丧煤窑,完成了文学故事中的因果报应。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律师周立太曾因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而闻名全国,他不仅为此受到威胁和不公正对待,自己有时还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食宿。据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共接办各类劳工纠纷案4000余件,其中工伤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161个当事人案结后拒绝支付代理费,集体诉讼案中有238人赢了官司不付代理费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师费已累计达500多万元。当周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 “生死搏斗”的时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 “对手”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太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了。

去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落叶归根》。影片演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将客死外地的同乡兼表亲左家兵尸体背往家乡。李绍为说,他只所以背尸回来就是因为家乡的风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而且当初是他把老左领出来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为这个他便开始了这类似传奇的扛尸之旅。可回来后,他却遭受到大家的不满,不解,猜疑。死者的儿子认为将尸体背离了事发地,令其无法追查其父死因,无法追究责任。甚至有人怀疑,李绍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钱,才把左家兵的尸体带走的。两家因此不再来往。对此,李自称“做了一辈子都没做过的傻事”,一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终将伤害自己》。这种互不信任其实就是底层沦陷的表现之一。

类似的现象远不是个别的,更不是极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诬为肇事者。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容易的。但现实中的逻辑比谴责要复杂的多。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很难让人接受,但只要正视现实,又不能不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生存的处境令人可怜,这已经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处境可怜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恨,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他们面对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他承认救人者是无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那么他将自己承担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或承担起来很艰难的医疗费用;如果他恩将仇报,便意味着可以将这笔他承担不起的医疗费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但在经济上可能比他强很多的人身上。这时,他的选择,也许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样泾渭分明。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实出现之后,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教训: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底层的沦陷也表现在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或倾轧上。有人目睹了这样一幕:两个捡破烂的人在抢夺从一个小饭馆里面扔出来的一些一次性纸碗。这两个人,一个是年纪约有60多或70岁胡子已花白的老人;另一个也有50多岁,明显瘦弱一些。那个年长的用脚踩住了瘦弱者去抢纸碗的手,而瘦弱者挣脱后将纸碗扔到了年长者的头上。那碗里还有剩下的酸辣汤,顺着年长者的头流了下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劝解道:“大家都是穷苦人,都不容易,有话好好说,不要打架!”瘦弱者说:“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口饭呢,那些纸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却要占了去,不讲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被废弃的纸碗就可以导致一场恶斗,而在资源比较丰富的群体那里,这样的行为简直可以让人不屑。但对于这两个捡破烂的人而言,几个废弃的纸碗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几百万利润对于商人的意义。

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兰州市限量发售公交IC卡,结果出现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的局面。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小孩被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为了一点点便宜,这个城市的居民尊严尽失。我们知道,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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